本世紀初，隨著敦煌禪籍的發現和研究，禪宗及其宗派源流問題，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，尤其是中日佛教學者的高度重視。有關禪、禪學、禪宗的研究著作不斷湧現，這就為深入研究禪宗宗派源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一、諸說紛紜
禪、禪學、禪宗是相互關聯而又各不相同的一系列概念。禪是古印度宗教通過打坐使心念安定下來的實踐。在釋迦牟尼以前，印度即是以生天為坐禪目的的思想；至釋迦牟尼時，始展開遠能苦樂兩邊，以達中道涅槃為目的之禪。此後，印度佛教的禪觀思想日趨發達，無數禪經應運而生。漢末傳入中國的禪經，多系傳承小乘承統的禪觀思想，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出四卷《楞伽經》，即列愚夫所行禪、觀察義禪、攀緣禪、如來禪四種禪。菩提達摩（即達摩多羅）所傳（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）《禪經》所說自性清淨禪。禪學是關於修禪定的學說，而禪宗則是以達摩為初祖、以直探以源、見性成佛為宗旨的大乘佛教宗派。中國禪宗的創立，有佛陀扇多說、達摩說、道信弘忍說、六祖惠能說、馬祖道一說等。
第一、佛陀扇多說。太虛大師持此說。太虛《與胡適之論菩提達摩書》說：“禪宗所奉為初祖的事實上人物，應是先在嵩山少林寺為魏君臣道俗舉奉為大禪師的佛陀扇多。”其證據為：（一）奇異的禪風，為佛陀扇多後漸昌；（二）傳達摩與流支不合，然此實為扇多與流支議《地論》不合之故事；（三）三祖神光——慧可，即傳扇多禪的慧光律師，一名拆成二名。
第二、達摩說。唐道宣最早持此說。他在《大通禪師碑銘》中列出達摩——慧可——僧璨的傳法譜系；神秀則以僧璨——道信——弘忍——神秀上承於達摩；玄賾《弘忍傳》載：忍臨終（６７４，高宗咸亨五年）時說，弘忍的弟子，有十人可傳其教法：（一）神秀；（二）資州智詵；（三）白松山劉主簿；（四）莘州惠藏；（五）隨州惠約；（六）嵩山老安；（七）潞州法如；（八）韶州惠能；（九）揚州高麗僧智德；（十）越州義方；而玄賾自己受弘忍的託付，自然也應躋身十一位高足之列了。中國近代佛學專家湯用彤先生亦主張：“菩提達摩於梁武帝時來華，是為中國禪宗初祖。”近代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即主張“菩提達摩以前印度非有禪宗，”“達摩之教旨有二入四行，其中理入思想之發達，六代相傳，成泛神論之精髓，所謂純禪時代是也。”他把菩提達摩看做中國禪宗的創始者，以其“二入四行”作為純禪時代的標誌。
第三、道信、弘忍說。今人杜繼文先生等持此說。他說：“從菩提達摩來華至隋朝的僧璨，可看作是禪宗的醞釀期；至唐朝的道信、弘忍、是禪宗的正式形成期；到慧能、神秀分立南宗、北宗及以後南宗獨盛天下，都可以看作是禪宗的發展期，”認為“禪宗的真正發端者”是道信，使禪宗成為全國最大宗派的是弘忍，他論定禪宗的正式形成在道信、弘忍時期。
第四、六祖慧能說。中國佛教界印順、東初法師和日本禪師鈴木大拙等均持此說。印順法師說：“渾樸忠誠”、“簡陋貧乏”，“確能樹一代之風者，嶺南慮慧能也。”東初法師說：“有六祖惠能大師，始有中國之禪宗也。”日本禪師鈴木大拙說：“慧能是禪學史中的一位先驅，從某些方面來說，我們不妨將他視作中國禪的初祖。”一些日本學者亦認為中國禪的展開始于慧能門下乃為歷史的事實，中國禪的真正展開，為青原行思與南嶽懷讓二法系。
第五、馬祖道一說。胡適之先生及令人潘桂明先生主此說。胡適先生本世紀以來對禪宗的史料的考證以及對達摩、惠能、神會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，在中外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。他在《論禪宗史的綱領》中說：“達摩一宗亦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禪。此項半中半印的禪，盛行於陳、隋之間，隋時尤盛行，到唐之慧能、道一，纔可說是中國禪。中國禪之中，道家自然主義的成分最多。道一門下不久成為正統。‘中國禪’至此始完全成立。”潘桂明亦認為：“馬祖道一可以說是中國禪宗的真正代表之一，他的禪學在中國禪宗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，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。”
以上諸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儘管各有其側重點，有其內在的立論根據，但都可作為研究的參考。我們認為，判斷一個佛教宗派是否形成，主要看：（一）立宗者的宗旨，是否有比較系統的綱領、著作，是否有比較明確、一貫的宗旨；（二）該宗派是否有比較固定的、有組織的、有經常性活動的道場；（三）是否有比較獨特的道風，開風氣之先；（四）是否有系統的傳承者。據此，我們認為：達摩為中士禪宗的開拓者，道信、弘忍對中國禪宗的建立有卓越的貢獻；慧能為中國禪宗的實際創立者，而對於達摩以前之禪學也應給予足夠的重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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